法 理 引 入
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法律秩序的基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第1062条确立了婚后所得共同共有原则，赋予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平等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。
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一方未经配偶同意，擅自将大额共同财产转让给自己婚前子女的情形屡见不鲜。此类行为在法律上应如何评价？是构成无权处分而可能被善意取得制度所“治愈”，还是因恶意串通而绝对无效？配偶长期知情却不加反对，是否构成法律上的默示同意？
上述问题涉及《民法典》第154条（恶意串通无效）、第311条（善意取得）、第1062条（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）以及第140条（默示意思表示）等多个核心制度的交叉适用。理论上的争议与实务中的困惑，亟需通过类型化的裁判规则予以澄清。
本文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两起高度相似、但判决结果完全相反的关联案件为切入。两案核心事实高度一致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，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，受让对象均为各自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。其中，男方以“房屋买卖”名义将共同房产转让给前妻所生女儿，最终被法院认定合同无效；女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前夫所生儿子，却被法院认定赠与行为合法有效。
两案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异：女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自幼与男方共同生活，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（继父子关系）；而男方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则与女方从未形成抚养关系，亦未长期共同居住。这一细微却关键的身份差异成为两案裁判结果分化的核心逻辑。
本文不重述案情细节，而是从法律理论层面，系统分析“无权处分与合同无效的界限”“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实质判断规则”“配偶长期知情未异议能否构成默示同意”，以及“抚养关系对子女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的影响”四个核心议题，以期为家事审判实务提供参考。
01
夫妻共同财产的核心本质：
房产登记≠最终权属
欲分析一方擅自处分行为的效力，首先须厘清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性质。《民法典》第1062条规定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，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归夫妻共同所有。
在法理上，该条所确立的夫妻财产制为共同共有，而非按份共有。共同共有的核心特征在于：共有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，处分共有财产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。由此可知，夫妻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，单独处分重大共同财产。
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实务误区是：不动产仅登记在一方名下，便认为该方拥有单独处分权。这一认识在法律上不能成立。登记仅具对外公示效力，在内部关系上，不能以登记外观对抗另一共有人的合法权益。换言之，登记并非权利归属的实质标准，更不能成为一方擅自处分的合法依据。
以上述性质分析为前提，我们进一步探讨：当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转让给子女时，该行为在法律上究竟产生何种效力？
02
擅自处分财产效力的效力规制：
主体差异下善意认定与救济路径区分
承接前述分析，未经配偶同意，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转让给子女，其法律效力如何认定？实务中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制度路径，因为转让对象的不同将直接决定适用何种法律规则。
（一）普通外部第三人：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
若转让对象为外部第三人，则可能涉及《民法典》第3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。该条要求受让人须为善意、支付合理对价且已完成不动产登记。在此情形下，善意第三人可取得所有权，原共有人仅能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。此规则旨在维护交易安全，但其适用前提是受让人为“善意”且支付了“合理对价”。
（二）子女作为受让主体：家庭交易的特殊裁判规则
当受让人为行为人的子女时，情况发生本质变化。子女通常明知父母婚姻关系存续状态，亦明知系争财产系父母夫妻共同财产。在此前提下，子女难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“善意第三人”，善意取得制度几无适用余地。然而，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：子女是否与配偶一方形成了抚养关系？这一因素直接影响法院对子女“善意”与否的判断。
在第二案中，女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自幼与男方共同生活，男方与该子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继父子关系，即法律上的拟制血亲。该子不仅与男方长期共同居住，且在男方支付该子抚养费、教育费、共同生活多年后，双方已形成稳定的家庭共同体。在此背景下，法院倾向于认为：家庭内部的财产流转，尤其是在拟制血亲之间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，不宜轻易认定为恶意串通。
相反，在第一案中，男方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与女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抚养关系，亦未长期共同生活，该女对女方而言，实质上属于“外人”。在此前提下，该女在接受转让时，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——即核实男方是否已征得女方的同意。由于其未尽该义务，且未支付对价，法院最终认定其非善意。
由此可见，抚养关系的存在与否，直接影响受让子女是否被认定为善意第三人，进而影响合同效力的判断。这一差异，是两案裁判结果不同的重要隐性因素。
（三）配偶维权的两条核心法律路径
在家庭成员转让的场景下，配偶一方主张权利的主要路径有二：
路径一：主张无权处分，不发生物权变动。 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62条，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。一方擅自处分，另一方诉讼主张无权处分时，虽然合同有效，但并不当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。
路径二：主张恶意串通，确认合同绝对无效。 该路径的法律效果更为彻底：一旦认定恶意串通，合同自始、当然、绝对无效，不因任何事由而补正。且恶意串通的认定不以存在书面协议为限，可以通过客观交易行为予以推定。
在司法实务中，两种路径可以并行主张。法院通常根据受让人的知情状态、对价支付情况、合同完整性、以及双方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等证据综合判断。若受让人未支付合理对价，且明知或应知系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同时与配偶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，则倾向于适用恶意串通规则，直接确认合同无效。
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：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认定“恶意串通”？
03
恶意串通的认定标准：
以交易异常性反向推定主观恶意
《民法典》第154条规定：“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”理论上，恶意串通的成立需同时具备三个要件：主观恶意、串通行为及损害后果。
然而在家事纠纷的审判实践中，法院的认定逻辑往往聚焦于交易行为的客观异常性，并通过异常性反向推定主观恶意。这是因为，主观恶意深藏于当事人内心，难以直接证明，而客观行为则是其外部表征。
以下情形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“交易异常”：
（1）签订买卖合同但受让人实际未支付任何对价；
（2）约定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值且无合理解释；
（3）合同缺失违约责任、交房日期、费用承担等必要条款，形同虚设；
（4）产权过户后，不动产仍由转让人实际占有使用，受让人从未行使所有权人权利（如设置永久居住权等）；
（5）转让发生于夫妻关系恶化或离婚诉讼期间，且转让双方具有父母子女等特殊亲属关系。
上述情形一经查实，法院即可综合推定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，进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54条确认合同无效。此规则在家事审判中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在上述异常情形中，“名为买卖、实为赠与”是最为常见的规避手段，有必要单独予以深入分析。
04
穿透式司法认定：
识别“名为买卖、实为赠与”的虚假交易
在夫妻一方擅自向子女转移共同财产的案件中，最常见的规避手段是签订形式上合法的买卖合同，约定一个看似合理的价款，但受让人实际并未支付，或其支付来源系转让人先行赠与后回转形成闭环。此种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，但实质上仍为无偿赠与。法律适用上，法院应当突破形式审查，进行实质判断，否则将导致恶意行为人轻易规避法律。
具体而言，审查重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
第一，对价是否真实支付。 此为核心要素。若受让人无法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证明购房款已实际支付，或者所谓“付款”系由转让人提供资金后回流，则应当认定对价虚假，交易不具备买卖的实质。在本人代理的第一案中，女儿（受让人）当庭确认未支付任何购房款，仅此一项即足以否定买卖的真实性。
第二，合同条款是否具备正常交易的完整性。 一份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，通常会对交房时间、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、过户费用的承担、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详细约定。若上述条款均为空白，仅保留价款及过户日期，则该合同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，应被认定为为了办理产权过户而制作的“形式合同”。
第三，交易后房屋的实际管控状态。 若产权已过户至子女名下，但不动产仍由父母居住使用，子女从未收取租金、未承担物业费用、亦未行使其他所有权人权利，则进一步印证双方并无真实转移占有和使用的合意，实质上仍属赠与。
一旦认定为“名为买卖、实为赠与”，则应当回归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基本规则：未经配偶同意的赠与，因侵害共有权，配偶有权主张无效。尤其是不动产赠与，涉及重大财产利益，不属于日常家事代理范畴，不能推定配偶已经同意。
至此，我们讨论了配偶不知情、不同意情形下的法律救济。然而，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形：配偶虽知晓转让行为，却长期未提出异议。此种情形下的法律评价，与前述情况截然不同。
05
配偶沉默的法律后果：
长期知情未异议，构成默示同意
在第二案中，法院驳回男方确认赠与无效的诉请，其关键裁判理由在于：男方长期知晓系争财产的处分情况，且从未提出任何异议。 这一裁判逻辑与第一案形成鲜明对比，其法理基础在于民法中“沉默构成意思表示”的重要原理。
《民法典》第140条规定：“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。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、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，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。”
在婚姻家庭关系中，夫妻长期共同生活，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处分行为长期知晓、从未反对，且该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多年，法律不应当保护“沉默后又反悔”的一方。理由在于：若允许事后任意翻旧账，将严重损害家庭财产关系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合理预期，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。
司法实践中，以下情形可能被认定为配偶已构成默示同意：
（1）配偶知道财产被转让后，长期不提出书面异议，亦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；
（2）配偶实际配合办理相关手续，如共同居住、支付物业费用、接受装修安排等；
（3）配偶在离婚诉讼或其他关联案件中，曾陈述或默认该财产已归属子女；
（4）转让行为发生于数年前，配偶直至夫妻关系恶化后方才主张无效。
这一规则的启示在于：权利行使须及时。 如果一方发现配偶擅自转让共同财产，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并保留证据，必要时申请异议登记或诉讼保全。长期沉默可能导致丧失胜诉权。至此，我们可以将上述分析统一应用于两案，以验证其解释力。
06
裁判逻辑统一解读：
抚养关系是关键隐性裁判变量
将上述理论框架应用于两案，其裁判结果的差异可以得到合理解释：
由上表可见，两案的裁判逻辑并不矛盾，而是共同体现了以下裁判规则：
第一，对价真实性是区分买卖与赠与的核心标准。 未支付对价的“买卖”，实质为赠与，须接受夫妻共同财产处分规则的检验。
第二，配偶知情状态直接决定交易效力。 不知情且不同意的，可主张无效；长期知情且未异议的，视为同意，不得事后反悔。
第三，抚养关系影响子女“善意”认定，决定恶意串通是否成立。 存在抚养关系的继子女，因其与配偶之间形成了拟制血亲关系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使其接受家庭财产流转具有一定的正当性，法院不易认定其为恶意；反之，不存在抚养关系的子女，与配偶之间缺乏家庭共同体的纽带，在接受转让时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，未尽义务且未支付对价者，极易被认定为恶意串通。
结 语
综上所述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石。《民法典》第154条关于恶意串通无效的规定，以及第1062条关于夫妻平等处理共同财产的规定，共同构成了规制一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行为的法律屏障。与此同时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权利的行使不得违背公认的秩序和正义观念——长期知情而不异议，法律不赋予其后发制人的权利。
在两案中，同样的转让行为之所以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，不仅源于对价支付与否、配偶同意与否等显性因素，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法理考量：受让子女是否与配偶形成了抚养关系。 这一因素直接影响法院对受让人“善意”的认定，进而影响恶意串通是否成立。
家事审判从不机械套用法条，而是兼顾法律规则与家庭伦理，穿透复杂的亲属关系、财产流转表象，回归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核心判断标准。本文的类型化梳理与规则总结，期望能为家事案件处理、当事人财产维权提供清晰、可落地的实务参考。
作者简介
DAOPENG LAW FIRM
朱吉荑 律师
zhujiyi@daopenglawyer.com
主要执业领域：
